中級經濟基礎輔導:公共選擇與政府失靈
(一)公共選擇
公共選擇可以定義為對非市場決策的經濟學研究，產生于20世紀40—50年代的美國。其代表人物包括詹姆斯·布坎南、戈登·塔洛克等。公共選擇是關于“政府失靈”的理論，它分析的是政治場景和公共選擇中的個人(包括投票人、政治家、官僚)行為。它從與經濟學同樣的個人主義方法論和“經濟人”假設出發，對個人在政治環境中的行為，做出科學的分析與判斷。
公共選擇的三大理論基石。①個人主義方法論。即人們只能通過對個人及其行為的理解來理解社會。做出選擇和實施行動的主體必定是個人，而不是政黨、省份、國家等機構組織，社會是個人在給定環境中理性選擇的結果。②經濟人假設。政治場景中的個人與市場環境中的個人一樣，都是自利、理性和效用最大化者。所有政客(最優秀的政客被稱為政治家)、官僚、代議者，他們關注的個人利益，并不比一般老百姓更少，也并不比一般老百姓更聰明、更有公益心。政治人必定在政治場景的特定激勵和約束下，調整自己的行為，以謀求自我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公眾利益最大化。③作為一種交易的政治過程。和市場過程一樣，政治過程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個人之間的交易網絡。所不同的是：第一，在通常的市場上，個人用貨幣交換所需的物品和服務；而在政治市場上，個人以自己同意承擔的成本份額(或稅收)，交換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與服務。第二，市場交易是邊際交易，交易雙方可以就商品的價格和數量討價還價，最終達到雙方滿意的結果；而政治交易中，個人在特定方案上只能做出同意或不同意的選擇，根據少數服從多數原則，那些持不同意見的少數派只能接受對其不利的方案。
(二)政府失靈及其表現形式
在公共選擇理論誕生之前，傳統觀念對政府普遍懷有樂觀的認識，相信政治領域中個人的行動完全受公益精神的驅使：代議機構從投票人或公民的利益出發制定政策；作為執行機構，行政部門則盡職盡責地服務于其委托人的利益，將代議機構的政策不折不扣地付諸實施；司法機構則完全依據法律公正行事。基于此，傳統財政理論認為，由于存在市場失靈現象，要求政府發揮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經濟穩定等職能，介入公共經濟領域，以校正市場失靈、改善收入分配狀況和保持宏觀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公共選擇作為一種科學方法論，引導人們重新認識政府，從理論上解釋了政府失靈現象的存在。常見的政府失靈表現為：
1.選民“理性的無知”與“理性的非理性”
盡管公共物品供給數量和質量，以及其成本分擔，事關每個人的切身利益，但是作為公共物品需求者和投票者，個人也許沒有動機通過投票傳達對公共物品的需求信息。理性的個人投票與否，取決于參加投票的期望凈收益，這就是唐斯的“理性投票人假說”。在此假設下，所謂“理性的無知”是指理性的選民由于不指望自己的一票能夠影響選舉結果，因而沒有動力花費時間和成本去搜尋有關選舉的信息。“理性的非理性”是指，正是由于手中的一票對于選舉結果無足輕重，即使擁有必要的信息，選民也不愿意投入精力和時間，他們不會好好利用這些信息。這導致選民往往胡亂投下自己那神圣的一票，根本沒有正確表達自己的偏好，何談政府根據選民表達的偏好來有效提供公共物品與服務呢?
2.政治家(政黨)選票極大化
追求自我利益的政治家(政黨)，本身也不是基于選民的利益而行動，他們之所以提出符合選民意愿的綱領或提案，只是為了獲得私利和再次當選。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政治家(政黨)必須追求盡可能多的選票。而只有符合中間選民偏好的綱領或提案，才有助于實現選票極大化的目標。一味迎合中間選民的利益，必然導致少數派社會成員的利益和訴求被忽視，有違社會公正原則。
3.投票循環
政治過程其實就是一個通過合適的規則，集結個人偏好、發現社會最大利益的過程。那么，到底哪種投票規則，才能從不同的備選方案中，挑選出最有利于社會利益或最符合公意的唯一選項呢?對當代民主制度中最常見的簡單多數投票規則的考察發現，在某些情況下，會出現投票循環現象，投票過程沒有結果。投票循環又被稱作“孔多塞悖論”(Condoreet’s paradox)。孔多塞主張，集體應當選擇在兩兩對決中以簡單多數勝出的議案，該種形式的選舉規則被稱之為“孔多塞規則(Condorcet procedure)”，其核心思想一般由“三個選民-三個選項，兩兩表決、得多數票者獲勝”的簡單模型來表達。然而，該模型表明，某些情況下簡單多數決沒有結果，即出現投票循環現象，沒有哪個候選對象能夠穩定地勝出。事實表明，隨著選項數目和群體成員人數的增加，投票循環現象出現的幾率還將增大。
投票循環是孔多塞規則所獨有的問題，還是(以多數決為代表的)民主制度下所有決策規則的共同特征?“阿羅不可能定理”證明，當選項超過三個、社會成員超過三人時，所有的投票規則都是有缺陷的，除非通過某種方式武斷地決定勝出方案，否則民主投票將沒有任何結果。這為當代民主制度的有效性打上了陰影。
4.官僚體系無效率
主流的公共行政研究通常認為，官僚總是努力追求部門的工作效率的。不過，如果官僚機構中的個人同樣是自利的經濟人，必將利用其所掌握的資源和權力，謀求自我利益。尼斯坎南的官僚理論解釋了官僚體系缺乏效率的原因。該模型中的官僚機構具有兩大特征：其一，官僚在給定需求約束和成本約束條件下，最大化本部門的總預算。官僚之所以對部門總預算情有獨鐘，是因為來源于其工作環境的各種物質滿足和非物質滿足均與其掌握的資源正相關。前者包含有工資、額外津貼、舒適的辦公條件、工作中的旅行、職務用車以及其他在職消費；后者有與其職位相關的權力、職務任命權、升遷的機會、聲譽、改變社會制造變化的能力以及社會尊重等其他個人滿足。其二，官僚機構(行政部門及其公務人員)負責生產某種公共物品與服務(或其組合)，以與其服務對象(立法機構或其中間投票人)的預算撥款相交換。這樣，官僚機構與其服務對象的關系，類似于市場上的廠商與消費者的關系。然而，由于立法機關以撥付總預算的方式支付貨款，使得二者的市場地位并不平等，官僚機構獲得了類似于壟斷廠商的市場優勢。從而，官僚機構掌握了決定部門預算規模的主動權，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與服務的規模從社會資源配置的角度往往并不是最有效率的。尼斯坎南模型在公共物品的政府生產上，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第一，應當增強官僚部門內部的競爭性，增加某一行業官僚部門的數量是方法之一，也可以允許其他行業現有的官僚部門通過業務參與以強化競爭；第二，通過改變對官僚的激勵，引導其最小化既定產出的成本；第三，通過公共物品和服務的生產外包，讓更多的私人營利性企業加入到公共物品和服務的生產過程中來，以期提高效率。
5.利益集團與尋租
在政治場合中，那些政治上活躍的小集團，通常擁有與他們的規模不對稱的實力，足以比那些大規模集團具有更大的政治影響力，導致利益集團作為其中的一種政治參與力量，對于公共政策的形成和運行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利益集團與官僚的合作，通常只是推進了小集團而非中間投票人的利益。作為管制機關的政府部門被所要管制的產業部門所俘獲的案例比比皆是。利益集團尋求租金的努力，通過影響政府稅收、管制、關稅保護等政策，導致了非生產性再分配，既降低了經濟效率，又浪費了社會資源。除此之外，利益集團還通過提供經濟資助直接影響行政和立法的選舉格局；通過戰略性地提供與公共政策相關的信息以影響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