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貨幣供應量。貨幣供應量也稱總量目標，這是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現代貨幣主義者所推崇的中介目標。貨幣供應量就是流通的貨幣量，廣義地可分為流通中現金和銀行存款，在世界銀行公布的《貨幣概覽》中被分為等。貨幣供應量能夠成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是因為其符合中介目標的標準：一是可測性，它們都分別反映在中央銀行、商業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內，可以隨時進行量的測算和分析；二是可控性，M1和M2雖不由中央銀行直接控制，但中央銀行可以通過對基礎貨幣的控制、調整準備金率及其他措施間接地控制；三是相關性，在相關性方面貨幣供應量存在一些問題。因為貨幣供應量代表當期的社會有效需求總量，對最終目標的實現直接相關。但在中，主要是M1和M2中，究竟哪一個指標與最終目標的相關性最強?以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最大的問題就是指標口徑的選擇。

　　現代貨幣學派認為，利率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并不起重要作用，而更強調貨幣供應量在整個傳導機制中的直接效果。即貨幣實際余額的變動可直接影響支出和收入，而不需通過利率對投資和收入的間接傳導。鑒于此，現代貨幣主義則主要以反通貨膨脹為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他們提出“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將貨幣供應量(M2)作為貨幣政策主要的中間目標，主張把貨幣供應量增長率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保持在一個固定的比率上。在現代貨幣主義政策思想影響下，美國聯邦儲備體系也在1979年以后改為以貨幣供應量為貨幣政策主要的中間目標。

　　目前將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所面臨的問題是：隨著金融產品的不斷創新，貨幣的范圍在逐漸擴大并有超出中央銀行控制的趨勢；貨幣供應量與經濟活動之間的穩定關系也在逐漸破裂，例如金融資產的財富效應會刺激人們的需求欲望，導致總需求的擴大，而這是中央銀行所無法控制的。

　　3.貨幣政策的操作指標

　　操作指標也稱近期目標，介于貨幣政策工具和中介目標之間。從貨幣政策發揮作用的全過程來看，操作指標離貨幣政策工具最近，是貨幣政策工具直接作用的對象，隨工具變量的改變而迅速改變。中央銀行正式借助貨幣政策工具作用于操作指標，進而影響中介目標并實現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操作指標的選擇同樣要符合可測性、可控性和相關性三個標準。除此之外，操作指標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還取決于中介目標的選擇。具體而言，如果以總量指標為中介目標，則操作指標也應該選取總量指標；如果以利率為中介目標，則操作指標的選擇就應該以利率指標為宜。從主要工業化國家中央銀行的操作實踐來看，被選作操作指標的主要有短期利率、銀行體系的存款準備金和基礎貨幣。

　　(1)短期利率。短期的市場利率即能夠反映市場資金供求狀況、變動靈活的利率。在具體操作中，主要是使用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中央銀行將其作為貨幣政策的操作指標，主要是因為銀行同業拆借利率的水平和變動情況很容易就可以得到，因此它的可測性很好。中央銀行調控短期利率的手段是公開市場操作和再貼現窗口，具有較強的靈活性。但其作為操作指標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利率對經濟產生作用存在時滯，同時因為其是順商業周期的，容易形成貨幣供給的周期性膨脹和緊縮。

　　(2)基礎貨幣。基礎貨幣(或稱高能貨幣)是指處于流通界為公眾所持有的現金和商業銀行所持有的準備金總和。從數量關系上說，貨幣供應量等于基礎貨幣與貨幣乘數之積。因此基礎貨幣的增加和減少，是貨幣供應量倍數伸縮的基礎。基礎貨幣是比較理想的操作指標。第一，從可測性來看，基礎貨幣為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上的負債，其數量大小隨時在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反映出來，中央銀行很容易獲得相關數據。第二，基礎貨幣中的現金，其數量是由中央銀行直接控制的；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總量則取決于中央貨幣政策工具的操作；因而具有較強的可控性。第三，從相關性來看，中央銀行通過對基礎貨幣的操縱，一方面能使商業銀行及社會大眾調整其資產構成，改變貨幣乘數；另一方面通過貨幣基數的變化直接影響貨幣供應總量，從而影響到市場利率、價格以及國民收入，實現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

　　(3)存款準備金。銀行體系的存款準備金是由銀行體系的庫存現金與其在中央銀行的準備金存款組成的存款準備金，也可以當作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因為存款準備金的變動一般較容易為中央銀行測度、控制，并對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的實現產生影響。

　　第一，就可測性而言，無論是法定準備金還是超額準備金，中央銀行只要翻開自己的統計報表就可以很方便地得到或者通過相應的估測得到。第二，中央銀行可以通過公開市場業務、再貸款政策和對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保證準備金的可控性。第三，關于相關性，因為基礎貨幣由流通中的現金和銀行準備金組成，通過調控銀行準備金就可以改變基礎貨幣，從而改變貨幣供應量。

　　盡管如此，由于準備金中超額準備部分決定著銀行體系的信貸擴張能力，而超額準備金的大小取決于銀行的貸款意愿，而不由中央銀行決定。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央銀行對貨幣政策目標的控制能力是有限度的。